法治時報

文／黃錦嵐

(法治時報2017/5/19台北報導)士林地院審判長蔡守訓日前判決王景玉殺害４歲女童「小燈泡」案，援引「兩公約施行法」為據，認定王景玉有思覺失調症，屬於精神障礙及身心障礙，無從科處死刑，引起輿情嘩然。

諸多審判案例顯示，精神障礙及身心障礙有輕重之別，鑑定也有精密與粗疏之分；更重要的是，鑑定雖是法定的證據方法，但是，並不能拘束法院，法官採為證據時仍應審慎調查斟酌，鑑定報告若有疑義或爭議，仍應調查其他必要證據（例如傳訊鑑定人到庭作證或囑託其他專業機關重行鑑定），不能專憑尚有疑義的鑑定，作為判決的依據。另外，「兩公約」的本旨，精神障礙究竟是「不應判」死刑，還是「不應執行」死刑？恐怕也有疑義。

因此，當精神鑑定成為王景玉免於死刑的依據時，對於承審法官公佈的未盡週詳新聞稿，輿情仍存疑慮，乃屬當然。

其實，精神鑑定不止是生死判的關鍵依據，也是法官諭知性侵案被告強制治療的必要依據，筆者以下評述的黃元聰性侵國中女生案，所要突顯的是：當精神鑑定有疑義時，法官仍應職權調查其他必要證據，不可以照單全收，否則，當糊塗法官粗碰上糙離譜鑑定時，差之毫釐，失之千里，原本屬於「科學證據」的鑑定，即會成了徒具科學形式的「 偽科學證據」。

黃元聰是新北市某國小教師，檢察官起訴他涉嫌於民國９１年９月迄９５年７月間連續多次強制２名國中一年級女生性交，新北地院審判長楊仲農（受命法官黃乃瑩）判處黃元聰應執行刑１１年，檢察官與黃元聰均不服上訴，高院審判長許宗和（受命法官蕭世昌）去年３月駁回上訴，黃元聰不服再上訴，最高法院審判長郭毓洲今年２月１６日發回更審（１０６台上１２２號）。

據最高法院的指摘意旨，許宗和、蕭世昌的判決違誤，至少包括：一、事實認定與理由說明相互齟齬，二、自行臆測部分起訴事實是誤載而逕予減縮，三、援引粗糙離譜的精神鑑定為證據，諭知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前強制治療。其實，上述三項違誤，都是一審即已存在，但許宗和、蕭世昌未能糾正，仍予維持。限於篇幅，僅評述精神鑑定部分違誤。

本案新北地院囑託亞東醫院鑑定被告有無強制治療的必要，高院審是函請亞東醫院補充說明。據最高法院的指摘意旨，不論是鑑定報告書或補充說明，都相當粗糙，基至堪稱離譜。

首先，從形式觀察，須不須強制治療？鑑定意見前後矛盾。

在「精神狀態與鑑定狀況」欄，先記載「黃員認知功能正常、無幻覺、妄想或怪異行為，未發現有重大精神疾病之病症，亦否認有性心理或性別認同方面偏差之相關症狀，…無明顯精神疾病之病症」，可是，在「鑑定結果」欄，竟記載：「…然依起訴書所載，性行為發生時，黃男確知A女尚未滿１６歲，B女尚未滿１４歲，即意味黃員之法律觀念、倫理觀念、兩性觀念、行為控制等人格面向有進一步矯治之必要。故判刑確定後，應可就性心理方面，安排進一步矯治。」

其次，從鑑定專業性觀察，顯然悖離性醫學或病理之專業精神。

一、二審法院之所以囑託亞東醫院精神鑑定，意在借重醫學專業，期使鑑定意見成為客觀公正且具有證明力的「科學證據」。可是，亞東醫院卻不是從醫學專業鑑定被告的精神狀況及再犯可能性，而是僅依檢察官的起訴書所載…，即認定有進一步矯治必要。

依亞東醫院鑑定的論述邏輯，所有違反被害人意願而性騷擾或性交者，或性犯罪被害人是１４歲以下或１６歲以下，或是智障、精神疾病等心智耗弱者，均一律須施以強制治療。此種粗糙，甚至離譜的論斷，若非論述過於簡略，即是草率鑑定隨便唬弄法院，法官豈可不詳查釐清明白即照單全收採為證據？

余論：王景玉殺害「小燈泡」案，精神鑑定是否禁得起嚴格檢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