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治時報

(花蓮二審法官打敗荒謬大師卡謬)

 文／黃錦嵐 

(法治時報2017/5/12台北報導)以《他案》行為模式斷案，法官賴淳良與黃玉清，用風馬牛不相及的離譜邏輯在辦案。

刑法上殺人未遂罪與傷害罪的區別，關鍵在於加害人有無殺人犯意，因此，審判實務上，被害人的受傷程度、部位、有無生命危險，及加害人的下手情形、使用器械種類如何，都是審究犯意的重要參考資料。另外，頭頸胸腹等處都是人體要害，倘若以利器棍棒揮砍重擊，必有致命危險，依社會一般通念（社會經驗法則），殆無疑義。
 
可是，筆者近日檢閱最高法院裁判書類，發現花蓮高分院審判長賴淳良（受命法官黃玉清）去年８月判決楊志軍、宋致賢、巫易書、丁文一等４人被訴共同殺人未遂案（下稱《本案》），竟然罔顧案情情節輕重，只因被害人於《他案》是加害人時，也是夥人共同持開山刀砍傷人，僅認定是傷害罪，兩案行為模式類似，本於「他案之共同事理」，《本案》亦應作同等認定，論處共同傷害罪。
 
這種，將打人的《他案》與挨打的《本案》，含糊籠統的視為行為模式類似之斷案邏輯，不止審判怠惰，論證方式犯了風馬牛不相及的邏輯謬誤，審判結果更是「顯有放水之嫌」，誠屬不可思議。
 
《本案》是花蓮地區幫派間糾眾互相仇殺鬥毆案件之一，關鍵人物游建忠，在《本案》是被害人，但在《他案》是加害人。
 
《他案》的案情大略是：民國１０１年７月２１日凌晨近２時，游建忠因誤認林信宏是敵對幫派宋致賢的同黨，乃夥同７人駕車包夾被害人林信宏的座車，並分持開山刀、棍棒攻擊林信宏，致使林信宏的左肩、左上臂受切割傷，隨即因發現林信宏並非他們所要報復的對象而離去。
 
檢察官起訴游建忠等人涉嫌重傷害未遂罪，但花蓮地院只認定成立傷害罪，因游建忠與被害人林信宏達成民事和解，故判決公訴不受理確定。
 
《本案》的案情大略是：１０１年７月２６日深夜１１時３２分，宋致賢夥同楊志軍、巫易書、丁文一及數名少年分持刀、棒、槌等凶器圍攻游建忠的頭臉、胸腹等處，致使游建忠的硬腦膜外出血，顏面、齒槽骨、手掌等多處骨折，多顆牙齒斷裂，臉部及軀幹多處撕裂傷、胸腹切割傷長達２２點５公分，生命垂危。
 
檢察官起訴宋致賢等人涉嫌共同殺人未遂罪，花蓮地院原依共同殺人未遂罪論處，但賴淳良、黃玉清改依共同傷害罪論處，最高法院審判長郭毓洲今年３月２日嚴予指摘後，發回更審（１０６年台上字第４５８號）。
 
綜觀最高法院的指摘意旨，筆者之所以評議賴淳良、黃玉清的論斷「顯有放水之嫌」，首先，是他們援引行為模式類似作為斷案依據，不止審判怠惰，論證方式也犯了風馬牛不相及的邏輯謬誤。
 
犯罪的行為模式，不論是個人或集團，都只是從大量實際犯罪行為中概括出來的抽象理論、基本框架或標準，所重的是概括的犯行共性，而刑事審判的對象是被告的具體犯行，所要調查審認的犯行、犯意，都著重在個案的獨特性。
 
以幫派糾眾相互仇殺鬥毆案件為例，結夥分持刀棍棒圍攻被害人，是集團共有的行為模式，但是，每一名參與鬥毆者的加害態樣與被害死傷輕重，都不盡相同，《本案》被害人游建忠的傷勢不僅都在腦、臉、胸、腹等致命部位，且有生命危險，醫院還發出病危通知，《他案》被害人林信宏的傷勢僅是左肩、左上臂等非致命部分受切割傷，連重傷害都算不上，兩案的加害與受害情節輕重如此懸殊，案情顯然不同，豈有共同事理可言？豈可援引類比？
 
因此，犯罪的行為模式，越有獨特性，參考價值越高，不過，檢警採為刑事偵查蒐證的重要參考，或刑事審判酌採為補強證據，尚可；刑事審判若逕採為斷案依據，那就失之含糊籠統，很可能陷於率斷誤判了。
 
其次，是其論證顯然輕重顛倒、昧於事實。
 
賴淳良、黃玉清認定，游建忠於《本案》受害之情節，較輕於《他案》傷害他人之情節，因《他案》只論游建忠傷害犯意，尚難遽認《本案》被告宋致賢等人必有殺人故意。
 
參照前述所引的資料，《本案》被害人游建忠的傷勢重，《他案》被害人林信宏的傷勢輕，至為顯然，賴淳良、黃玉清的輕重審酌標準真是匪夷所思，唉！真不知這是什麼「烏魯木齊」邏輯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