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言
「沒收新制」，自去年7月實施後，法學者林鈺雄為制裁重大貪瀆、食安、環保、金融犯罪體系之完備而「歡欣鼓舞」，譽為「經濟刑法的里程碑」、「刑法百年變革」，但也憂心能否具體落實而撰文表示：「徒法不足以自行，沒收新制的成敗，司法才是關鍵」，司法院延聘他宣導新制，「被害人有求償權之犯罪所得均應予沒收」之論點，已然成一家之言，最高法院數位庭長發現，審判實務業已出現「偏重沒收，輕忽被害人求償權」爭議，而且，就被害人有求償權的犯罪所得能否沒收問題，不止立法說明互相齟齬，實體法規定與程序法之修正更見矛盾，均亟待修法解決。 因應法學者與實務界的「關注與憂心」各有不同，衍生一連串的筆墨論戰，最典型的論戰是台大教授林鈺雄與最高法院庭長吳燦爆發筆戰，最典型「被害人有求償權的犯罪所得」的沒收案例是台北地院今年1月25日宣判的《一銀ATM盜領案》。最高法院為弭平「沒收新制」衍生之爭議，4月11日，將邀請林鈺雄等不同主張法學者參與刑事庭會議，來一場法學與實務面對面對話。 另一受矚目的司改議題，是法務部長邱太三於3月16日宣布三項重大改革，期使提高起訴門檻，消弭濫訴弊病。 筆者以下將評述北院的《一銀ATM盜領案》判決，藉以突顯審判實務或因誤解「沒收新制」而滋生「偏重沒收，輕忽被害人求償權」爭議，以及被害人若是中小企業或一般庶民被害人，極易滋生「以弱勢被害人的求償權為犧牲」流弊。另外，再評述一件檢察官濫權起訴案例，藉以彰顯邱太三的檢察改革確實是對症下藥，希望改革成功。
壹、《一銀ATM盜領案》─犯罪所得屬特定被害人所有，非沒收不可嗎？
台北地院審判長章曉文（受命法官李子寧）今年1月25日宣判《本案》，3名主犯均判罪刑，扣案犯罪所得7748萬5100元均沒收，並於同年2月16日裁定駁回告訴人（即第一銀行）聲請發還扣押物案。
北院之判決與裁定，至少有2點可議：
一、有偏重沒收，輕忽被害人求償權之嫌。
《本案》扣押贓款，屬於一銀所有，自扣案迄今，並無第三人主張權利，事實明確。在「沒收新制」實施以前，針對屬於特定被害人所有的扣押贓物，司法實務採「被害人財產的求償權優先」作法，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42條規定，由警方先發還被害人，再以贓物認領保管單附卷為證，或由檢察官命令或法院裁定發還。
如今，「沒收新制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雖然規定：「犯罪所得，屬於犯罪行為人者，沒收之。但有特別規定者，依其規定。」，但是，刑事訴訟法第142條規定並未修訂。按說，檢察官或法院在審酌是否發還屬於特定被害人所有的扣押贓物時，並非鐵板一塊只能一律沒收，在無留存必要時，仍應發還，舊制實務依然合法可行。
可是，北院並非先審酌該犯罪所得是否有留存必要、是否屬於特定被害人所有，而是先援引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：「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，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。」的反面解釋─犯罪所得既未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，判決沒收後，再以「既已沒收在案，即難認無繼續扣押之必要」裁定駁回發還扣押物聲請案，這種論證邏輯，因果關係似乎顛倒了。
還有，觀察北院的沒收理由，刑事訴訟法的《沒收特別程序》似乎完全未啟動，一銀未聲請參與沒收程序；北院要沒收近8千萬元鉅款，也不認為有依職權裁定命一銀參與沒收程序的必要，即逕行判決沒收。其論證邏輯似乎是：只要檢警未依法發還犯罪所得，法院即應一律沒收。犯罪所得從此移轉為國家所有，被害人求償權靠邊站，要請求發還，另提訴訟或待判決定讞再說吧。
二、極易滋生「以弱勢被害人的求償權為犧牲」流弊
《本案》被害人是銀行，財力雄厚，即使爭訟延宕才取回鉅款，還承受得起，假若被害人是一般中小企業，近8千萬元資金被扣押經年才能取回，恐怕早就資金週轉不靈倒閉了，若是個人受害，這些弱勢被害人禁得起訟累折騰嗎？假若受害金額不高，十之八九會放棄求償，原本要徹底剝奪罪犯犯罪所得的良法美意，卻滋生「以弱勢被害人的求償權為犧牲」的「剖材連砧剖」流弊，這豈是「沒收新制」的修法目的？
貳、鍾銘益妨害性自主案─檢察官濫訴與法官的濫邏輯
《本案》是發生在南投縣一個小鄉鎮的性侵10歲女童案，檢察官起訴鍾銘益2項強制性交幼女罪、1項強制猥褻幼女罪，南投地院審判長廖健男（受命法官陳斐琪）判決2項強制性交幼女罪名成立，台中高分院審判長邱顯祥（受命法官王增瑜）只判99年2月所犯強制性交罪名成立，待最高法院審判長（兼主筆法官）洪昌宏於今年2月8日判決，連唯一論罪部分也因罪證有疑而被銷發回更審。
綜觀歷審判決，可以發現：《本案》確屬檢察官濫訴典型，一、二審的論證邏輯也禁不起嚴格的證據法則檢驗。
一、檢察官濫訴部分
檢察官起訴鍾銘益的證據有4項：A. 被害女童A在警詢、偵訊之指訴；B. 鍾銘益之母親在偵查中，直言A童祖母曾說：「鄰居有人談到A童到我家發生難聽的事情，所以不要讓A童到我家。」；C. 鍾銘益偵查中「言語閃爍不定，否認犯罪，不足採信。」；D. A童驗傷診斷書載明處女膜有外力引起的陳舊裂痕。
據最高法院指正意旨，B項證據語焉不詳，C項證據並未顯現於偵查筆錄，雖然歷審都無採為論罪依據，但可見起訴品質可議。再則，偵查檢察官一方面不採信這4項證據，逕以A童指訴「籠統不明，而有嚴重瑕疵」為由，就A童另訴遭鍾銘益多次強制猥褻部分，處分不起訴，另方面又依這4項證據，起訴鍾銘益涉嫌2項強制性交罪、1項強制猥褻罪，其中強制猥褻部分一審判無罪確定，96年8、9月間強制性交部分，起訴書原本記載97年9月間，也由一審公訴檢察官依憑A童指述，當庭更正時間為「96年8、9月間」，即便如此，這部分二審也改判無罪確定，顯見其起訴門檻所用標準混亂，所憑證據不堅實。
二、一審扭曲卷證誤判，二審照抄
據最高法院指正意旨，台中高分院審判長邱顯祥（受命法官王增瑜）所犯的離譜論證違誤，至少有以下2點：
A. 補強證據不符合關聯性原則
檢察官檢具的A童驗傷診斷書雖然記載A童處女膜有3處陳舊裂痕，但是，該驗傷時間是101年6月3日，距離鍾銘益被訴強制性交A童的時間已有2年4月之久，以事隔2年4月之久的驗傷診斷書為A童所述遭性侵害的補強證據，不僅不符合關聯性原則，是否符合經驗法則，也頗有疑問。
以事隔2年4月的驗傷診斷書為補強證據，起訴檢察官是始作俑者，一審採為論罪依據，二審仍予援用，可謂粗疏草率大家一齊來。
另外，A童表示願意接受測謊鑑定，但調查局函復A童年幼，不宜進行測謊鑑定，台中高分院審判長邱顯祥也是沿襲一審認定，僅憑A童願意接受測謊鑑定，即逕行認定A童的指述「非虛」，這算哪門子的邏輯推論？
B. 全盤抄襲一審扭曲卷證之誤判
A童之家人因本案請求民事賠償，南投地院判決時將附帶民事賠償部分裁移民事庭審理，可是，南投地院判決竟然還認定：「『無』A童或其家人以此要求被告有如何賠償之表示」，作為不利被告認定的佐證，台中高分院審判長邱顯祥更是全盤抄襲沿用。
參、餘論─非常上訴也會濫訴？哪個檢察官陷檢察總長於不義？
評述兩案之後，筆者檢閱最高法院判決吳銘圳貪污非常上訴案（106台非20號），赫然發現：不知哪個檢察官陷檢察總長於不義，竟然連非常上訴書稿也會扭曲卷證指摘定讞判決是誤判，將「檢察官上訴」誤為「被告上訴」，將「撤銷改判」的定讞判決主文，誤為「駁回被告上訴」，讓客觀上不可能逐案詳審卷證的檢察總長蒙受「非常上訴也濫訴」的冤大頭！法務部長邱太三要改革檢察官濫訴弊端，恐怕得從最高檢察署率先上緊發條做起。
留言列表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