司改清單律師倫理怎缺席？
前言：
司改國是會議正如火如荼的展開，但有關律師故意「扭曲卷證」「濫上訴」之問題的甚至，有妨害司法公正之嫌，即使不論刑責，也應移送懲戒，並非無關緊要的細枝末節，筆者認為不可等閒視之。
壹、蔡燈清偽造文書案─董武全、張瑛宗的離譜濫判無罪
《本案》是台南市婦女蔡金枝控告其兄蔡燈清，為了在她的土地上建養豬場，未經她同意，擅自偽造她的印文，盜蓋在土地使用同意書上，再偽簽她的簽名，藉以申辦畜牧場登記，不止損害她的權益，也損害政府對於畜牧場資料管理之正確性。
《本案》並非社會矚目大案，因此，台南地院審判長陳威龍（受命法官余玟慧）於民國104年1月判被告蔡燈清無罪，台南高分院審判長董武全（受命法官張瑛宗）去年３月駁回檢察官上訴，維持無罪判決時，均未引起媒體的注意，直到檢察官依速審法第九條規定提起上訴，最高法院審判長洪昌宏（主筆法官王國棟）於去年12月1日發回更審，這才引起筆者的注意。
筆者之所以會注意《本案》，純因檢察官援引速審法第九條規定提起上訴的事由，依法僅限於一、二審之無罪判決所適用法律牴觸憲法、違背司法院解釋、違背判例等事由，屬於嚴格的法律審，最高法院會發回更審的案例，幾乎已經認定判無罪顯失公平正義，因此，自第九條於100年5月施行以來，發回案例屈指可數，而且一經發回，幾乎全改判有罪定讞，實在太罕見了。
據最高法院的發回意旨，《本案》一、二審判被告無罪的理由，違反社會一般經驗與邏輯，至為顯然，限於篇幅，僅舉一例說明：
董武全認定，告訴人蔡金枝與被告蔡燈清原先是一起養豬，至84年6月起，始分別於舊豬舍、新豬舍養豬，自負盈虧，蔡金枝並自88年後，結束在舊豬舍養豬。另據蔡美金與蔡貴華的證述，她們的姐姐蔡金枝與哥哥蔡燈清一起養豬多年，蔡燈清每年只分給蔡金枝新台幣2萬元，蔡金枝認為如此，無法生活；蔡美金尚稱：蔡金枝一再容忍蔡燈清，乃決定與蔡燈清分開養豬。
再者，本件5筆土地均屬蔡金枝「單獨」所有，蔡燈清並無任何權利，因此，依社會一般常情判斷，蔡燈清若未得到蔡金枝同意，擅自提出以蔡金枝名義出具的土地使用同意書，申辦畜牧場登記，蔡金枝日後對於該土地的使用、收益或處分等，顯然會受限制，結果勢必損及蔡金枝的權益。
可是，董武全的判斷竟然是：逕以被告（蔡燈清）作為申請人，「攸關告訴人（蔡金枝）日後是否會因環境污染而被轉嫁開罰之利益，（應）為告訴人（蔡金枝）所期許」，進而認定告訴人（蔡金枝）「亦無反對之必要」。
以上事實認定與卷證資料顯示，蔡燈清與蔡金枝兄妹倆，為了一起養豬收益分配不均早已生嫌隙而分道揚鑣，蔡金枝於88年間結束養豬後，豈有可能無條件同意蔡燈清以她的土地去申請畜牧場登記？所謂蔡金枝「亦無反對之必要」，更是莫名其妙，若真是蔡金枝所期許，又是她「無反對之必要」，她又不是吃飽撐著，還告什麼告？
最高法院的指摘發回用語很客氣，只提出：「是否無疑？」、「得否採為判決之基礎？」等質疑，結論也只說：「容非無慎酌餘地」，點到為止，並未嚴詞譴責。筆者比對一、二審判決發現，所謂「攸關告訴人利益，為告訴人所期許」及「告訴人亦無反對之必要」等離譜論斷，始作俑者是一審審判長陳威龍與受命法官余玟慧，董武全與張瑛宗只是照抄沿用罷了。
我國刑事訴訟法現制，二審是採覆審制，依本案例觀察，二審只是抄襲沿用一審離譜論斷，毫無糾謬補正功能，嚴苛限制第三審要件的速審法第九條，已經成了二審怠職法官的「放水條款」了。看來，不止二審宜儘速改為事後審，連速審法第九條也應適度檢討修正了。
貳、張敏華違反銀行法案─余淑杏、賈鈞棠律師的故意扭曲卷證濫上訴
張敏華涉台灣與菲律賓間之地下匯兌案，102年被新北地檢署檢察官提起公訴，一審認定是違反銀行法的幫助犯判刑2年，張敏華不服上訴，二審改認定是共同正犯仍論處2年，張敏華再上訴（選任辯護律師是余淑杏、賈鈞棠），最高法院審判長洪昌宏（主筆法官王國棟）於今年1月12日駁回上訴確定。
《本案》也不是社會矚目案件，之所以會引起筆者注意，純因律師扭曲卷證濫上訴遭最高法院明文指斥的案例，實務上殊為罕見，一般處理方式，都只是駁回不採，不會讓律師難堪，因此，最高法院的不再愿作法，就整飭律師紀律而言，值得肯定。
被告上訴最高法院的理由共有8點，其中第2、3點，最高法院認為，顯然是「故為扭曲誤解，殊無可採」。
第2點理由是：證人龔年春於偵查、第一審及原審筆錄與相關另案筆錄，性質上均為審判外之書面陳述，無證據能力，高院判決卻採用為認定被告犯罪之依據，自有未合。
第3點理由是：高院於審判期日，漏未提示「龔年春於偵查、第一審及原審筆錄」、「台中高分院103年度金上訴字第1627號案件卷宗」影本，供被告及辯護人辨認或告以要旨。高院逕採為判決論斷之證據資料，其所踐行之訴訟程序，顯然於法有違。
最高法院發回理由，予以明文指斥：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，專以審判筆錄為證，刑事訴訟法第47條定有明文。有關「龔年春於偵查、第一審及原審筆錄」、「台中高分院103年度金上訴字1627號案件卷宗」影本等證據部分，高院審判期日，審判長已提示上開證據並告以要旨（其中「台中高分院103年度金上訴字第1627號案件卷宗」影本資料係附於台灣高檢署民國104年1月7〈審判筆錄誤載為8〉日函附之補充理由書內），且被告與辯護人就上開證據，均有表示意見，有該審判筆錄可稽（見原審卷二第178頁反面、181頁反面、182頁正面），應認已依法於審判期日踐行調查證據之程序。此部分上訴意旨，顯與卷內訴訟資料不相適合。
參、餘論─司改列車上豈能無律師？
最高法院審判長洪昌宏（主筆法官王國棟）所以能夠拆穿律師扭曲卷證的上訴理由，並具體指摘其謬誤，顯示出其審閱卷證勾稽之詳盡。此一案例讓筆者聯想起20多年前最高法院一段軼聞：
有位糊塗法官Ｊ君（即本報190期《烏龍檔案》中的「江來江去」其中之一），採信被告律師的上訴理由，擬具裁判書稿送庭長審閱，庭長比對卷證資料發現，卷內並無發回理由所提的資料，即問Ｊ君：「這項發回理由的依據從何而來？」，Ｊ君答說：「是上訴理由提及！」，庭長只問一句，Ｊ君並未詳閱卷證照抄律師上訴理由的馬腳即盡露，結果，這份判決書稿最後是由庭長捉刀完成。
事隔20多年，類似Ｊ君的糊塗法官，在最高法院殆已絕跡，但是，在上訴狀中故意扭曲或誤解卷證，意圖蒙騙法官或考驗法官是否認真審閱勾稽卷證的律師，始終活躍著，看來，司改列車上豈能無律師？律師界也應加強自律他律機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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