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治時報

文／黃錦嵐
 
司法審判無奇不有，同樣是檢察官一再以「量刑過輕」為由上訴，有的是越判越輕，例如劉建明、江鶴翔共同殺人案，一審判刑１５年，二審改判１４年，經最高法院兩度發回更審後，更二審認定罪證不足改判無罪，最後，最高法院判無罪定讞，（９３年台上第６５３４號）；有的是越判越重，例如鄭富村殺人案，一審判刑１４年，二審改判無期徒刑，經最高法院發回，更一審改判死刑，最後，最高法院判死刑定讞（９０年台上第６３９號）。
 
鄭富村殺人案類型，現在業已絕響，不過，以下評述的王＊鴻家暴殺人案，高雄地院一審依傷害致死罪判刑１０年，檢察官上訴，高雄高分院審判長王光照（受命法官范惠瑩）改依殺人罪判刑１８年，被告上訴，最高法院認為二審適用法則不當，應罪加一條，併論傷害與殺人２項罪名才對，也是令人拍案驚奇的案例。
 
王＊鴻家暴殺人案，民國１０４年８月２日凌晨發生在高雄市三民區。王＊鴻有殺人未遂及盜匪等前科，假釋出獄後與田姓美髮師同居，因性情暴躁易怒，經常失控毆打田女。案發當天凌晨１時３０，王某痛毆田女，凌晨４時，王某睡醒，再持菜刀猛砍田女右前額，田女因失血過多身亡。
 
綜觀最高法院審判長林立華今年１０月５日指摘王光照、范惠瑩的審判違誤（１０６年台上第１７８８號），主要有２項：
 
壹：有事實與理由矛盾之違誤及論述有違論理法則
 
《本案》一審判傷害致死罪，二審改判不確定故意殺人罪，按說，事實應顯有不同，可是，對照一、二審判決，可以發現：諸多一審的傷害死致罪事實仍然夾雜在二審的殺人罪事實之中。例如：
 
「田○代則因右額頭砍劈傷造成之大量出血，而於同日『凌晨４、５時許間』昏迷在客廳地板上。王○○見田○代昏厥在地，且額頭與手腕等傷口仍持續流血不止，『一時心慌』，急於為田○代更換已被血浸透濕掉的衣褲，又以抹布擦拭租屋內多處客廳地板、牆壁、樓梯等處沾染的血跡，『而』未即時送田○代就醫，致田○代終因大量出血低血容性休克而死亡」
 
以上引文原是一審的無殺人犯意事實，王光照、范惠瑩雖然改依不確定故意殺人罪論處，卻原文照抄，在理由欄中，又以被告故意不將田女送醫為由，論證田女之死亡結果並不違背被告的本意，具殺人不確定故意，其事實顯與理由矛盾。
 
另外，在事實欄中，王光照、范惠瑩先說被告是於「凌晨４時２０分到５時２０分許間」在陽台持菜刀砍劈被害人，又說被害人於同日「凌晨４、５時許間」昏迷在客廳地板上。這段顯然違反論理法則的時間及行為順序記載，也是全抄自一審。
 
簡言之，王光照、范惠瑩是以拼裝方式記載《本案》的犯罪事實！
 
貳：應該傷害與殺人２罪分論併罰，不應只判殺人罪
 
最高法院發回意旨認為，依王光照、范惠瑩的事實記載，被告於入睡前（凌晨１時３０分）傷害田女及睡醒後（凌晨４時）砍殺田女之行為間，已因被告之就寢而可明白區隔，而且觀其動機，前者是因細故及田女向家人表示需借錢之事而大發雷霆所為，後者是因睡醒後見田女飲酒吵鬧不休，盛怒之下所為，兩者間並不相同。其法律評價自應依傷害罪與殺人罪分論併罰，不能再評價為一行為只論殺人罪。
 
《本案》純就被告利益考慮，實在是有夠倒楣！因為，高雄高分院改依殺人罪判重刑，是因檢察官上訴之故，已經夠倒楣了，豈料，被告不上訴還好，為自己利益上訴，竟因高雄高分院的判決適用法則不當，最高法院要求高雄高分院更審時改依傷害、殺人２罪併罰，等於罪加一條，更倒楣！
 
參：餘論─拼裝式裁判書的始作俑者─范惠瑩
 
評述完《本案》之後，筆者注意到去年８月２４日延押裁定的合議庭審判長是李炫德，陪席法官徐美麗，受命法官范惠瑩，而去年９月２２日判決合議庭審判長卻是王光照，陪席法官謝宏宗，受命法官還是范惠瑩。
 
此一轉變顯示，范惠瑩原本是刑８庭庭長李炫德的庭員，裁定延押（事實上是９月５日）之後，調為刑７庭庭長王光照的庭員，王光照是在范惠瑩「帶案調庭」之後不到一個月期間判決《本案》，他如何可能審慎調查、妥適審判？能不成為橡皮圖章的審判長嗎？至於范惠瑩是法訓所第２４期（７６年）結業，自９０年１月即由高雄少年法院庭長升高雄高分院法官，她之所以迄今仍升不上二審庭長，或許這份拼裝式裁判書，已經說明了一切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