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8年前 司改陷阱 翁岳生魔咒 公訴壟斷 被害人被撲滅 至今為害猶烈
前言
1999年司改會議由翁岳生院長一人全權主導，在他的權謀設計下，為了「圖利律師、討好法官、逼檢吃案」，使得當年的司法改革走上「公訴壟斷制」，導致十八年來檢察官體系成為全國最大的「撲滅被害人」之公權力集團！
國民黨政府遷台施行戒嚴以來，部份司法官場的精英份子，利用其司法官身份與法律專長，充當戒嚴政府之司法打手，並因享有終身「權貴待遇」。
但在這些人士之中，能從蔣介石時代開始，歷經蔣經國、李登輝、陳水扁、馬英九始終擔任總統「特任官」，且在司法官場上，一直屹立不倒的「官場異數」，堪稱是司法史上破紀錄者，就只有翁岳生一人。
悲哀的是，1999年的司法改革會議就是由他一人全權主導，但也因為他的主導，以及他的擅於權謀而設計出「圖利律師、討好法官、逼檢吃案」的法條修改，使得這套改革制度，為全國百姓設下非常可怕的「撲滅被害人」陷阱，導致這十八年來，檢察官體系成為全國最大的「撲滅被害人」之公權力集團！
一位北部地區的檢察長面對這種現象（檢察官專門在「撲滅被害人」），他的形容措詞較為溫和，但也是很不客氣的指出，這種現象造成全國檢察官投下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心力，在撰寫不起訴書！
但是，國家設計檢察制度，考選培訓檢察官擔任國家公權力之犯罪追訴，主要的職能是在好好用心寫「起訴書」，現在則是完全本末倒置，檢察官多數的時間都在寫「不起訴書」。
這位檢察長忍不住批判，那根本不是檢察官存在的真正目的（花費精神撰寫不起訴書）。
法務部管轄下的每一個地檢署，只要制作出「一份不起訴書」，就代表著有「一個被害人又剛剛被撲滅了」，因為，每一份不起訴書都有一個「告訴人」，而這個提告又告不了的「告訴人」，也就是刑事訴訟法中所謂的「被害人」，但是，因為告不成─「不起訴確定」，所以，這個自認為是被害人的原告，也就當不成法律上「被害人」。
法律上，只有檢察官起訴了被告，「告訴人」才是經過檢方認可的「被害人」，不然就算這位告訴人真的受到侵害，受盡不法迫害，只要檢察官對於被害人提出的告訴，以檢方書類加以認定「不起訴」，該事件就原告而言，他就是終身沒有資格在法律上主張自己是「被害人」！
不只如此，現行訴訟制度，還使得檢察官的不起訴書，其「法律效力」比三審最高法院的確定判決還強！還更難加以糾正！
處分效力超強 小檢大過終審
因為，三審判決確定的案子，還可以提起非常上訴，但是，檢察官不起訴確定的案子，是無法提起非常上訴的。
就有最高法院的法官指出，以前他當檢察官時，他就遇到檢察官不起訴書引用的法律明顯錯誤，但因已經不起訴確定，所以完全沒有補救之道，不像最高法院終審判決法律錯誤，還可以提起「非常上訴」。
原本，國家設立檢察官的目的，是要打擊犯罪，保護被害人的；為什麼1999年之後，我們的檢察官會成為全國最大的「被害人撲滅集團」？
這個可怕的司法陷阱，是從上一次（1999年）的全國司法改革會議開始佈局的，正式修法完成，則是在2002年。
首先，要了解的是，在1999年之前，我國的刑事訴訟制度是採「公訴、自訴並行」。
也就是說，被害人可以找檢察官提出告訴，也可以在面對檢察官時，發現檢察官的辦案態度是不能信任的，這時，被害人可以轉換戰場，直接向法官提起訴訟，並由「自己」出庭擔任「刑事告訴」的角色，因為是「自己擔任刑事告訴」的角色，法律上就稱為「自訴人」（「自」己擔任告「訴」人）。
這精神在刑事訴訟法的開宗明義之「第三條」就明文寫著：「本法稱當事人者，謂檢察官、自訴人及被告。」，這個條文的意思就是說，上了刑事法庭，真正的「當事人」就是這三個人，一個是被告，一個是檢察官，一個是自訴人。
院檢聯手惡搞 百姓叫苦連天
1987年台灣宣佈解嚴，至1999年時，也才剛剛過了十二年，幾十年來，「司法」充當戒嚴政府之打手的陋習不但猶存，甚至，還成了劣行司法官員歛財的工具，全國的法官和檢察官因為都是在一起培訓，一起分發，因此，藉由培訓養成的私交，很多時候，就是戒嚴黨國沒有要求，私下還是很多「法官和檢察官」聯手，一起擔任「當事人」，一起製作有罪的「起訴書與判決書」。
別說尋常小百姓面對這種「法官檢察官聯手」，毫無招架之力，就是財團遇上也是只能無奈乖乖就範，尋求「禮數」之門。
因此，當年（1999年）司法改革的主軸標榜的是「當事人進行主義」，就是要求今後「法官不再是當事人」，法官不應也不得介入被告「有利不利」之證據調查，法官不再「協助」檢察官辦案，打擊犯罪的「舉證責任」要全部由檢察官來擔任。
司法院至今網站上，都還在強調當事人進行主義的「特色」是：
「我國舊刑事訴訟法是沿襲大陸法系的職權主義，法律雖然規定檢察官對被告犯罪事實，有舉證責任，但也同時要求法官應依職權調查證據，由於這樣的制度設計並不是很恰當，再加上檢察官人力調度的問題，實務操作的結果，常常出現檢察官沒有能夠切實地到法庭實行公訴，法官必須全程主導證據的調查，主動蒐集對被告不利的證據，民眾看到的是法官不斷地以對立的立場質問被告，調查對被告不利的事證，法官與檢察官的權責分際產生嚴重的混淆，審判的公正性也因此飽受人民的懷疑。司法院有鑑於此，根據八十八年全國司法改革會議的共識與結論，大力推動刑事訴訟改行「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」。
推動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
所謂「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」，其重點在於貫徹無罪推定原則，檢察官應就被告犯罪事實，負實質的舉證責任，法庭的證據調查活動，是由當事人來主導，法院只在事實真相有待澄清，或者是為了維護公平正義以及被告重大利益時，才發動職權調查證據。「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」除了可以釐清法官與檢察官的權責分際、彰顯公平法院的理念外，更有助於「發見真實」。
因為按照檢察制度的分工，檢察官可以聯合偵查犯罪，有權力指揮調度檢察事務官、司法警察（官）蒐集犯罪證據，所以檢察官應該最能夠掌握被告的犯罪事證，在制度設計上，自然應該讓檢察官負起實質的舉證責任。另外，被告是不是成立犯罪，關係到被告自己的生命、自由、財產及名譽，從何處蒐集有利的證據供法院調查，被告當然最為清楚，也最為積極。
所以作為法院裁判基礎的證據，自然是由當事人提出最為適當，只有在當事人的舉證沒有能夠讓法院形成心證，或者是為了維護社會公義及被告重大利益時，法院才需要介入調查，以發見真實。而這樣的制度設計保留了職權主義的優點，與美國刑事審判使用陪審制或日本刑事訴訟法只規定「法院得依職權調查證據」的當事人進行主義有所差別，其出發點完全是考量我國的國情及歷史文化背景，符合我國憲法關於實質正當法律程序的要求，也因此我們稱它為「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」。
照理，這一改革立場並沒錯，法官應該只是單獨聽訟，客觀判案就好，確實，如果法官客觀公正辦案，檢察官的權力就會受到約束，檢察官的權力受到約束，民怨就會減少。
法界共有四大勢力 - 院、撿、辯、學 各擁山頭
邏輯上，這是說得通的道理，那又怎麼會演變成「檢察官是撲滅被害人」的主要集團呢？
原來，當時的司法院長─翁岳生，出身國民黨黨國體系，浸淫國民黨的官僚思想與司法官場多年，對於司法官場之生態與運作，熟稔過人。
他深知，在「司法」官場與實務的運作，有「四股」非常重要的「勢力」。
分別是「院方（司法院）、檢方（法務部）、律師（公會、司改會）、學界」四股力量，有時又簡稱：院、檢、辯、學。
翁岳生很年輕時，就受到蔣家重用，他本身又在大學教書多年，因此，「學界」的勢力，他學生遍佈，他知道不必花太多心思，就可以輕易擺平，至於，「律師」的勢力是以「營利」為目的，律師是要賺錢的，因此，要拉攏律師，就一定要想辦法推出「利多」的政策給律師，這樣律師界就會聽他的，支持他的政策，如此一來，他的勢力就能順利伸進律師界。
同時，他也找了「萬國幫」的范光群律師，來進駐司法院，擔任司法院最有實權的「秘書長」一職，翁岳生這麼一搞，就讓整個「萬國幫」和萬國幫的外圍組織─「民間司改會」，馬上全部成了他的最佳外圍護法。
簡言之，翁是用「司法人事權」來交換「萬國幫」以及「民間司改會」的全力支持，以確保翁院長的司改措施，不論對錯，永遠不用擔心「法律人」的反彈。
另外，他有很多學生都在當「法官」，他本身又是司法院長，他最清楚，那些法律系的學生，一旦考上法官，最在乎的不是實現公平正義，而是日子要輕鬆好過，而法官想要日子輕鬆好過，最好的辦法，就是每個月分配要審判的案件不要太多。
翁岳生當年主持司法改革，表面上，他是標榜「當事人進行主義」，骨子裡，他是循著討好原來的「舊有勢力」作為出發。
為了討好律師，他想出一招「自訴人不得自訴」的怪招。
舊有法律規定，自訴人受到法律不法侵害，隨時可以自行提出自訴，即使已經和公訴檢察官提告並進行實體偵查，還是可以提起自訴。
但是，翁岳生為了讓律師的「招攬生意的業務機會」增加，他修改法律，規定「自訴人不得自訴，除非聘雇律師」。
翁岳生修改的「自訴人不得自訴」之奇怪法條，一般人是看不懂的。
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329條：「檢察官於審判期日所得為之訴訟行為，於自訴程序，由自訴代理人為之。 自訴人未委任代理人，法院應定期間以裁定命其委任代理人；逾期仍不委任者，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。」。
這一條規定用白話文講，就是說，如果不委任律師，官司就不能打！
百姓有權不信任 隨時可以改自訴
其實，以前的規定不是這樣的，以前被害人「隨時」可以不信任檢察官，而將已經向檢察官提起告訴（希望檢察官提起公訴）的案子，改成「自訴」，換成自己到法院進行訴訟，直接向法官陳述受害情節，由法官直接進行審判，決定「有罪或無罪」了事。
翁岳生浸淫司法官場多年，別的或許不懂，但是，操弄法律的手法，他很專精，「撲滅被害人」的策略，只有修改一條法律是不夠的，所以，當年還同時修改了另外一條法律也就是「刑事訴訟法37條」：自訴人應委任代理人到場。但法院認為必要時，得命本人到場。 前項代理人應選任律師充之。
本來，法律規定是自訴人「得」委任代理人到場，翁岳生悄悄的改了一個字，改成自訴人「應」委任代理人到場，同時，又多了一句：「 前項代理人應選任律師充之」。
這麼一改，本來人民擁有的「不信任檢察官」之訴訟權，被剝奪成：人民可以不信任檢察官，但，必須將「訴訟權」交給律師，沒有律師就不可以自己打官司！這樣的修法，等於是宣告：就算是善訟如「李敖」者，想要打「自訴」官司，也一定要找律師，沒有律師代理，被害人自己本人不論你的法律多強，就是大學教授，也是一樣，法院是不受理的！
翁岳生院長主導的司法改革，利用人民來「付費」（自訴強制委任律師代理）給律師，增加律師的業務收入，換個角度看，有時百姓確實不太懂得法律規定，自行擔任當事人，是會增加法官審判的困擾，但這種問題是可以將「裁量」空間留給法官去判斷的，例如，法官得以「裁定」要求自訴人（若因自訴人無法闡明法律關係與要件等等）委任律師擔任輔佐，或是指派律師加以輔佐，而不是以法律直接「強制剝奪」自訴人的自訴權。
翁岳生院長耍弄官場手段，至此，招數還不算最狠之處，他最狠之處不在「剝奪自訴人的自訴權」（必須完全交給律師），而是，為了減輕法官的工作量（收案數字），他同時修法，將「自訴與公訴並行」的制度，改成「公訴原則壟斷、少數自訴例外」。
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最初是「公訴自訴並行」，它的最大特色就是：被害人在提出「刑事告訴」之後，可以因為檢察官的辦案態度，讓你覺得不能信任，而「隨時」採取不信任檢察官的手段，改成自己到法院向法官提起「自訴」，來尋求他想得到的法律主張。
但是，翁岳生院長主導的司法改革，為了讓「律師增加收入」，同時又想要減少「法官的辦案數量」，他使出最狠的修法手段，他不僅修法改成自訴人沒有律師，不得自訴之外，還將被害人隨時可以不信任檢察官的制度消滅，換成「一旦找上檢察官，就得終生信任檢察官」的可怕訴訟制度！
美其名交付審判 實際上從不交付
我們常常聽到，政府施政應該有「配套措施」，這一點，翁岳生當司法院長時，要討好律師和法官的配套修法，做的相當高明。
司法院悄悄修改了一條法律，那一條法律一修法之後，人民遇到刑事訴訟，再也不能採取不信任檢察官的手段來訴訟，而是變成「一旦找上檢察官，就得終生信任檢察官」的訴訟制度。
這個新制對法官的最大好處，就是自訴的案子會變少，因為，一旦案子進入檢方，除非檢方起訴，案子就不能改成「自訴」來法院進行，自訴案子不會進來，法官的案件就會少一些，日子就會輕鬆一點。
原來的刑事訴訟法323條規定，被當時的司法院修改成：「同一案件經檢察官依第二百二十八條規定開始偵查者，不得再行自訴。但告訴乃論之罪，經犯罪之直接被害人提起自訴者，不在此限。 於開始偵查後，檢察官知有自訴在先或前項但書之情形者，應即停止偵查，將案件移送法院。但遇有急迫情形，檢察官仍應為必要之處分。」。
原來的法律規定只是很簡單的說，檢察官「知道有自訴提出，就應停止偵查，將案件移送法院」而已。
但是，18年前的司法改革卻是改成「一旦向檢察官提出告訴，就不得再行提起自訴」。
這樣的修法，當年就有人提出質疑，如此一來，不就變成被害人進行訴訟，案子的結果，就只能「百分之百」的相信檢察官的偵查結果，如果檢察官「擺明吃案」，那被害人不就哭訴無門了？
翁岳生前院長面對法條的修改，是很高明又很狠的。
當司法院聽到這種質疑聲音時，他們馬上提出一個「破解」之道，也就是後來修法增加出來的一個新的法律名詞，叫做「交付審判」的東西！
只是，這個「交付審判」的名詞，自從司法院創設以來，已經十多年了，正式被裁定可以成立「交付審判」的案子還不到十件，一年看不到一件。
翁岳生深諳法律 處處封殺自訴人
司法院當時的說詞就是，人民不信任檢察官的「偵查」，想要直接到法院進行「審理」，那沒有關係，萬一檢察官寫出來的不起訴書，無法得到當事人的信任，當事人可以「依法」將案子「聲請」法院來審理。也就是所謂的「交付審判」。
所以，刑事訴訟法258條「聲請再議」的後面，司法院特別密密麻麻的加了很多「之一」，「之二」，「之三」，「之四」的條文，想用來堵住質疑「人民再也無法不信任檢察官」的聲音。
修法時，為了改變原來的法律精神，常常在原有條文之後，加上「某某條之一」「某某條之二」，玩弄法律的人士很清楚，只要在原有法條後面加上簡單幾個字，就可以將權力組織結構做出360度的迥轉，就可以順利「竄改」原來的精神或規定。
最有名且廣為百姓熟悉的就是「法院組織法六十三條之一」，「六十三條」原本講的是「檢察總長和檢察長」的「監督指揮權」，然後，加上「之一」的條文一通過，就成了「特別偵查組」（特偵組）的「誕生」，並將檢察官介入政治鬥爭帶入一個空前未有的新鬧劇。
前檢察總長黃世銘最後會把自己搞得身敗名裂，有罪下台，就是因著該六十三條「之一」條文而得到的權力與腐敗。
試想，一個特偵組的成立，也不過是加了一個「之一」，就演出總統和立法院長的世紀鬥爭，司法院為了貫徹「自訴人不得自訴」「一旦提公訴，終身就得信任檢察官」的可怕政策，不惜創設「交付審判」之新名詞來搪塞。
而為了搪塞進行的修法，「之一」、「之二」都不夠用，必須動用修到「之四」才能把交付審判的新名詞講完，由此可見「交付審判」之複雜與難解。
現場經清理 線索難在找不起訴之後 還如何提告？
司法院當時的立法論述與理由，就是人民受到侵害，又不信任檢察官的偵查，則可以在收到「不起訴書」之後，直接向法院聲請「交付審判」；至於如何提出交付審判，司法院用刑事訴訟法「258條之一」、「之二」，一直到「之四」，來規定人民可以如何提起「交付審判」。
事實上，這是一個非常荒謬且完全行不通，根本是在「欺負人民百姓」和「欺騙所有讀法律的人」的條文！
荒謬之一，原來「公訴與自訴」並行，是當事人「可以隨時」提出自訴，只要檢察官還沒有偵查終結，做出最後結論之前，都可以改成「自訴」；修法之後，變成必須是檢察官「偵查終結」，並且製作了「不起訴書」之後，被害人才可以提起「交付審判」之聲請！
辦案人員都知道，一個被清理過現場，很難再找到有利的破案線索。
一樣的道理，一個經過檢察官「偵查終結」，並且寫出「不起訴書」的案子，被害人如何再去找出「有利於己」的有利線索？
原來的制度是，偵查中被害人就隨時可以不信任檢察官，直接自訴；但是經過翁岳生的司改魔咒修改之後，變成「收到」不起訴書之後，才「可以」不信任檢察官。
這是何等荒謬的訴訟制度？
就有被害人形容，這不就等於是規定：要等「凶手已經殺死人了，才可以報警」一樣的荒謬。
當檢察官已經完成偵查程序，且書類製作印好，宣告找不到被告的「不利證據」之後，才回頭告訴被害人，那不然你可以自己進來找證據，你可以自己去向法官主張，你個人確信，你有受到不法侵害等等。
法官一旦裁准 案子就歸自己辦
荒謬之二，司法院當時修改制度，廢「公訴自訴並行」，改成「公訴原則壟斷、自訴少數例外」為的就是要減少法官的案源，讓法官每個月承辦的案件數量減少，萬一，百姓個個都是不相信檢察官的不起訴書，一天到晚老是提出「交付審判」的要求，那就完全達到封殺案源的效果。
所以，各地方法院就想出一個絕妙高招來確保案源不會增加。
依規定，有人提出「交付審判」聲請，要先由法院裁定，要不要受理；因此，法院透過「內規」就規定，誰下的裁定，決定受理該案可以「交付審判」，他就必須承辦該案！
試想，會有這麼笨的法官嗎？沒事找事，將一個檢察官已經製作不起訴書的案子，重新「裁定」可以由他來負責審理？
此一「內規」訂下之後，收到聲請「交付審判」的法官根本不必花腦筋去看卷宗，只要把原來檢察官不起訴的「理由書」再重新抄寫一遍，就可以當作裁定書，裁定該案不受理了。
翁岳生「司改魔咒」的可怕（撲滅被害人），是他將被害人原來在訴訟制度上擁有的訴訟地位，完全被別人取代，原有的制度是「被害人或檢察官」都可以直接「站上法庭」，擔任訴訟當事人，向被告進行攻擊。
但是，修法之後，被害人站上法庭直接對被告進行攻擊的權利，完全被18年前司法改革之後的法律封殺，「被害人」只能向檢察官訴說受害經過，或是，一定要找到律師，並由律師提起自訴，再由律師向法官陳述受害經過！
受害人的慘痛經驗，在翁岳生的魔咒之下，成了「完全聽命」於檢察官的偵查結果，不然，就是付錢找律師，且必須要在一開始，還沒有向檢方提出告訴之前，一旦向檢方提出告訴，除非是少數「告訴乃論」的案子，不然就是想付錢找律師改提自訴，也是不可。
18年前的司法改革，重點是要求法官退出國家警察的行列，不要再和檢察官聯手打壓被告，要法官只負責聽訟就好，誰知，翁岳生因為常年浸淫在國民黨的威權思想，同時，為了討好律師和法官，就偷偷暗渡了一套「公訴原則壟斷，少數自訴例外」修法，造成檢察官成為「撲滅被害人集團」、「被害人無法上法庭攻防」、「交付審判從來不交付」的荒謬離譜制度。
最悲哀的是，這種荒謬離譜制度，法官知道、檢察官知道、律師知道，就是百姓不知道，所以，也就沒有任何人會替百姓出聲，要求應該修法恢復原來的制度。
今年的司法改革，不知道會不會注意到這一點，不知道會不會想要好好破除翁岳生的「公訴壟斷」魔咒？
邱太三 沒抓到重點？
106/02/16法務部長邱太三發表了一篇「迎接司改國是會議，檢察體系自我改革〜人民參與檢察與精緻偵查」的新聞稿，重點有八大項：1.提高起訴門檻、2.主任檢察官具名、3.己案己蒞、4.增設一審主任、5.成立人民檢察審查會、6.增加評鑑委員會之外部委員、7.評鑑委員得主動提案、8.放寬請求個案評鑑之時效（現制2年延長為5年）。
可惜，就是沒提到要「還給」人民不信任檢察官的權力，要修改「公訴壟斷」的相關法條！ 大陸法系的「刑事訴訟法」，仔細檢視其所有條文就會發現，它的每個條文都是在規定和要求「官員」必須要遵守的事項。 刑事訴訟法的存在前提，就是不信任官員，因此制定法律加以要求，人民不信任檢察官的辦案，是天經地義的事，是不該被剝奪的。
留言列表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