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治時報

文／黃錦嵐

民國８４年１２月間，法務部一份審核台灣高檢署所屬檢察官辦案書類指正，記載了板橋地檢署某檢察官的離譜竊盜案起訴書，在犯罪事實欄先指被告攜帶「曬虎鉗子」行竊，接著又說是「老虎鉗子」，可是，在證物中卻說是「老虎鉗」，最後，聲請沒收時竟說：扣案「老虎」一把…請依法沒收。這份離譜竊盜案起訴書，頓時成為高檢署檢察官間的笑談。 

時隔２２年，最高法院審判長洪昌宏今於年１１月２３日判決一件朱世全妨害性自主案（１０６年台上第１７６３號），發現花蓮高分院審判長張健河（受命法官林碧玲）改判被告無罪的關鍵竟是：將「被告乾妹妹」的不利證詞，變造為「被害人男友」的證詞， 而不予採信。其論證之離譜程度，令人拍案驚奇。 

〈本案〉被害人B女是１５歲逃學逃家國中少女，被告朱世全見B女無處居住，乃在花蓮市承租一間雅房供B女居住。據檢察官起訴，朱世全於１０１年１０月、１１月間，曾對B女犯２次強制性交、一次乘機性交，除了B女於警詢、偵訊及審訊的再三指證之外，最關鍵的補強證據是被告「乾妹」的目擊證詞。 

被告朱世全的「乾妹」黃女警詢時證稱：「B女住○○街時，我去找她，有看到被告沒穿褲子，B女在廁所嘔吐，我問B女發生何事，B女本來不敢說，經我逼問後，才說被告想對她性侵，她一直反抗，被告就叫她用嘴巴幫被告口交。」

黃女於一審證稱：「（妳第一次知道B女被被告性侵是什麼時候？）第一次知道，是在○○街，看到被告沒有穿褲子、B女在廁所嘔吐那次。」、「（在○○街的時候，B女如何跟妳說她被被告欺負之事？）有一次，我和被告、B女都在○○街租屋處，…我看到被告沒有穿褲子，B女在廁所哭，後來我問B 女，她哭著跟我說，被告要性侵她，她有反抗，被告就叫她用嘴巴，被告有逼她吞他的精液，她才跑去廁所吐。」。

對於黃女的證詞，B女在一審確認：「（提示警卷，對黃女在警詢時說，第２次即在○○街的時候，發現被告沒有穿褲子，... 妳才告訴她被告強迫妳對他口交，有何意見？）有，確實有這個情形，但我沒有完全說出來，我只告訴黃女口交的部分，黃女來的時侯，我在廁所嘔吐；我離家出走這段時間，跟被告不只３次發生性關係，記得最清楚的就是起訴書上寫的這３次。」 

黃女的證詞是她本於親身經歷的陳述，並非聽聞B女的指述，而且，黃女的證詞與B女指控被告有強迫她口交，她在廁所嘔杜等主要情節，大致相符，依法應可作為B女指控的補強證據，可是，張健河與林碧玲不僅未採為補強證據，更離譜的是，竟將黃女的身分由被告的「乾妹」誤認為被害人B女的「男友」。 

張健河與林碧玲先在理由欄四之（二）─５前段連稱證人黃O O 為「黃姓少女」９次，中段夾雜一次「案主（即Ｂ女）之男友：「黃O O（女）」，到了後段，即接連出現２次「黃O O為Ｂ女男友」。 

張健河與林碧玲最後認定黃女證詞及Ｂ女指控均不足採信的理由，即奠基在：「黃O O為Ｂ女男友」的前提上，例如： 

「倘證人黃○○證述屬實，則黃○○在○○街Ｂ女住處，已見到被告未穿褲子、Ｂ女疑被性侵，而黃○○為Ｂ女『男友』，並因此與上訴人（即被告）爭吵，則Ｂ女在１０１年１１月２９日聯絡Ｃ女（即Ｂ女之母）接其返家後，並由黃○○陪同接受社工詢問時，何以無論是Ｂ女或黃○○皆未提及被告有對Ｂ女為如何之強制性交犯行？」 

「因Ｂ女在案發前有受虐、逃家、逃學、與黃○○為「男女朋友」等複雜關係，縱有創傷後症候，亦難以作為被告有本件性侵害犯罪之積極證據，即認無再為調查之必要」。 

餘論：『「黃ＯＯ」是Ｂ女之男友』的根源 

走筆至此，筆者十分好奇： 張健河與林碧玲的「女變男」、「男變女」夾雜論證 ，究竟從何而來？經檢索一審到更二審判決（上訴審未公開），赫然發現，原來『「黃ＯＯ」是Ｂ女之男友』的最早芻型是被告朱世全辯稱：「事實上Ｂ女是黃ＯＯ的女朋友」，可是，更一審審判長賴淳良（受命法官黃玉清）引述時誤為：「黃ＯＯ為Ｂ女之男朋友」，待到張健河與林碧玲的更二審時，『「黃ＯＯ」是Ｂ女之男友』與『黃O O 為「黃姓少女」』就夾雜出現了。 

張健河與林碧玲的離譜論證，首先突顯的是：他們的審判調查程序顯然是太草率了，否則，一個如此關鍵的證人究竟是男是女，怎麼會搞錯？

其次，這份判決書恐怕是抄襲拼湊而成的；最後，還有一種可能，那就是受命法官林碧玲撰寫判決初稿時，太累了，精神恍惚，審判長張健河又怠於職責（包括審判與審核初稿）。 

以上「女變男」、「男變女」夾雜論證演變過程，與導言所引述的從「曬虎鉗子」到「老虎」的過程，有過之而無不及吧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