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治時報

 文／黃錦嵐
 
筆者一個月前評述台南高分院審判長董武全（受命法官張瑛宗）審判《李朝茂違反證券交易法案》，犯了「視若無睹」與「偏聽率斷」離譜論證時，感嘆審判實務上，罔顧不利被告證據，偏聽被告辯詞，率斷無罪、跡近「放水」案例，仍是薪火相傳，代代不絕。烏鴉嘴一語成讖，近月來所評述案例幾乎都像同一模子印出來的，以下評述的《許景琦、許博一違反醫師法案》，亦是。
 
許景琦是台中市維新精神專科醫院院長兼醫生，曾因行使變造私文書、誣告，去年８月經最高法院判處應執行刑１年１０月定讞。本件違反醫師法案，是１００年５月，維新醫院六名離職員工檢舉許景琦，疑似用藥過量導致兩名精神病患相繼死亡，案經台中地檢署檢察官蒐證，查出許景琦從民國９８年間起雇用年逾七旬的密醫許博一，在醫院為病患進行醫療行為，許博一自稱是精神科博士，先是掛名院長特助，後來掛名志工，乃將許景琦、許博一提起公訴。
 
本案台中地院去年４月原判處許景琦１年２月有期徒刑，許博一判刑１年，台中高分院審判長梁堯銘（受命法官許文碩）去年１２月改判兩人均無罪，檢察官不服上訴，最高法院審判長陳宗鎮今年９月６日嚴詞指摘後發回更審（１０６台上２６５３號）。
 
綜觀最高法院的指摘意旨，梁堯銘的審判違誤，至少有５項，最離譜的是：罔顧不利被告證據，偏聽被告辯詞，跡近放水。限於篇幅，僅例舉以下３項評述：
 
一、曲解「醫療業務」的定義
 
梁堯銘認定，維新醫院於９８年６月１６日、６月３０日、７月２１日之３次特殊團體心理治療活動，固然僅是許博一單獨到場主持，許景琦並未到場，但該３次均未涉及診察、診斷及治療等醫療行為，難認屬醫療業務。
 
梁堯銘的以上認定，顯然是曲解「醫療業務」的定義。因為：
 
首先，醫師法對於「醫療業務」行為定義明確，衛生福利部亦有函示，「特殊團體心理治療」如涉及診察、診斷及治療，即屬醫療行為，應由醫師親自為之。中央健保局、台中市衛生局４位醫政官員於偵查中亦均證稱：依健保局規定，特殊團體心理治療限由精神專科醫師或臨床心理師執行。
 
其次，３次特殊團體心理治療記錄過程摘要欄內容，也載明許博一對病
患說: 「再安排腦波檢查」、「我可以開藥給二位」。
 
以上卷證，均顯示許博一確實是在執行「診察、診斷及治療等醫療行為」，可是，梁堯銘竟然認定「難認屬醫療業務」，這若非蓄意曲解「醫療業務」定義，即是有意睜眼說瞎話。
 
二、罔顧被告串證卷證
 
梁堯銘採信證人林瓊伶證稱：她知道５月３日那天是許景琦實際看診；及證人張毓玲證述：「維新醫院之志工係穿著背心」，作為有利被告的認定。
 
可是，林瓊伶在偵查中即證稱：本案經檢察官搜索後，許景琦指示她要邀約于禁蓮前來討論劉＊彪病歷之事；且她當日來開庭前，許景琦有跟她說５月３日那天是其看診，她知道初診資料表上記載是許博一，許景琦說那天其確實看診。
 
卷證白紙黑字，許景琦早在檢察官搜索後，即有一連串的串證動作，梁堯銘竟然置若罔聞，只偏聽勾串後的證言。
 
三、曲解證詞，無中生有，跡近放水
 
維新醫院護士張毓玲證稱：主治醫師著白長袍，實習生、心理師、社工師、職能治療師、實習醫師等著白短袍，許博一在醫院穿的是白短袍，志工都是穿背心比較多，未看過許博一穿背心。
 
這是審判筆錄載明的卷證，張毓玲是證述：「許博一穿白短袍」，並未證述「許博一穿著志工背心」。
 
可是，梁堯銘竟然敘明：「依證人張毓玲於第一審及原審審理時之證述，許博一於９９年４月1日至同年１０月３１日在維新醫院係擔任志工，而維新醫院之志工係穿著背心，則身為維新醫院護士之證人于禁蓮從許博一穿著之外表，即可知悉許博一並非該醫院之醫師，豈可能讓自己之母親劉＊彪任由不具醫師資格之許博一看診？」，而不採于禁蓮不利被告的證詞。
 
梁堯銘從「許博一是志工」，即罔顧張毓「許博一穿白短袍」玲的證述，逕行推衍出「許博一是穿志工背心，身為院內護士的于禁蓮不可能讓自己母親任由志工看診」的結論，這種曲解證詞的推論，與「無中生有」何異？
 
餘論：不夠敬業？能力不足？操守不良？
 
筆者每次評述完「跡近放水」案例之後，心中總是充滿疑惑：這些離譜論證的根源究竟是法官不夠敬業？能力不足？還是操守不良？筆者不敢率斷，只是越來越確信：司法公信低落，良有以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