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治時報

在台灣的檢察官也是一樣？

(法治時報2019-04-17台北報導)檢察官辦案，喜歡耍詐，說話不算數，大玩「兩手策略」來折騰被告，似乎已經成為「檢方上下一體」普遍認為可以是接受的「公識」了，也就是說，這是國家「公權力」的「共同認識」，不妨稱之為「公識」。

要確認這個「公識」的存在，當然要先找出幾個「經典」案例，才能讓司法官員和國人一起欣賞，知道為什麼國人對於司法會這麼不滿，這麼不信任？

至於，這個「公識」的出現與存在，乃至於，能夠如此「暢行無阻」於每個法庭上，最重要的致命關鍵，當然就是負責對行政公權力進行「司法審查（Judicial review）」的法官，普遍不認為這是一個問題，甚至，充份放任檢察官這麼搞是合法的，是可以在法庭上公然主張的，是可以得到法官背書的！

才會造成「騙人的兩手策略」，說話不算數的無誠信原則，能夠如此橫行。當然，不是每個法官都這樣接受，也有極力反對的，但畢竟是少數。

西方法庭絕不允許這種行徑，他們稱之為「禁反言」（「My word is my bond」言行一致，不得出爾反爾；意即「說話算話」）。

今年至今，最為有名的違反「禁反言」，且鬧出風波的事件，至少有下列兩起：

違反「禁反言」經典「索命（死者）」案例一：

嘉義市議員廖天隆，被起訴賄選罪之後，到法院開完庭，即以自殺來明志，廖天隆的遺書寫著「我恨警方以不實筆錄來入罪於我的人」，他不認識呂女士（證廖涉賄選的婦人），沒有到她家拿錢給她。遺書接著說，為讓家人安心，他才同意王檢察官（偵查檢察官，已轉任律師）的建議，認了「不實筆錄」之罪來換取緩刑，並記載於起訴書公文上，但陳姓公訴檢察官不認帳，說這是王檢個人的意見（不同意緩刑），這句話讓廖議員覺得要了他的命，質疑「地檢署是在設計我，這合法合理嗎」？

最後，廖天隆議員選擇了「自殺」來告訴國人，這是他對檢察官辦案，連「寫在公文書」上的文字，都可以騙人的「抗議」。

廖議員絕不應該輕生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嘉義地檢署以及法務部，到目前為止，完全沒有「針對」這個不應該發生的議員自殺命案之「肇事原因」：公訴檢察官可否「推翻」起訴書的緩刑請求？可否如此不遵守起訴書的公文書之拘束？

整個國家社會對於這樣的悲劇，只有兩天的新聞報導，新聞熱潮一過，儼然就像「沒有發生」過這個自殺命案似的。

從檢察體系的這種「反應」應可以看出，檢方玩弄「兩手策略」辦案，說話不算數，已經是一種默許的半公開「公識」了。

這種情形之下，只有法官可以利用法庭的訴訟指揮權，加以課責，要求他們說話算數，如果法官在法庭上也不嚴格要求，那司法沒有公信力的罪名，當然就是院檢要共同承擔了。

違反「禁反言」，經典「（長官）丟官」案例二：

桃園檢察長彭坤業會被調整職務，也是遇到他的手下陳嘉義，玩弄「先假裝開門要協商，然後又閉門不協商」的兩手策略，明明已經於「法庭外」和當事人進行「見面接觸」，卻說他從來沒有想要「協商」。這種說話不算數的情形，已經不只使用於被告身上，連「直屬長官」也同時一體適用。

「公訴檢察官」跟「被告（及其辯護人）」是法庭上的「死對頭」，雙方是絕對不可以有任何的「私下」接觸，任何私下接觸就是在「通敵」，就有可能被懷疑是在「放水」或「索賄」，那是辦案的最大忌諱。

檢察官和已經被起訴的被告，唯一可以合法的「私下」（法庭外）接觸，就是法律授權的「認罪協商」機制，檢察官才能和被告（或辯護人）進行接觸。

只要雙方私下「進行接觸」，就是視同取得法律的合法授權，雙方已經在進行協商。

結果，身為「總長」兼「檢察官協會理事長」的江惠民，不但沒有針對這個辦案「公信力」的敗壞問題，做出任何表示，反而是力挺「辦案說話不算數」的承辦檢察官！

甚至，還因此造成「誤會」─開會時一口咬定陳嘉義檢察官是「被害人」，是不該被質疑的。雖然，事後彭檢察長有道歉表示「誤會」，但面對人審會，除了表示誤會還能有多少自由任意表述？

江惠民這種作法，最嚴重的地方在於，等於變相或暗示全國的檢察官，「法律事實」與「說話不算數」是兩件不相干的事，檢察官可以彈性運用的！

連國家最高級的「檢察總長」，都會有這種心態與表現，可見檢方辦案「說話不算數」與玩「兩手策略」惡整百姓，是有總長的認可與加持，而這當然也是最佳的「公識」證明。

違反禁反言，經典「苦主」案例三：

4/9台中高分院第十五法庭，進行辯論庭，審判長鄭永玉問被告吳姓商人，你有何「最後陳述」。吳某顯得有點壓抑，但還是難掩略帶激動的告訴法官，我希望我們的司法還有點「天理」！

吳姓商人的「感觸」，也是來自檢察官辦案的「說話不算數」。

民國100年時，彰化地檢署的檢察官騙他「認罪繳稅」，只要他願意配合國稅局的「逕行查核」，適用同業利潤標準，核定其所得額四千五百多萬元，他就可以沒事。

在製作筆錄的同時，檢察官還跟他保證（錄音帶勘驗）：「我只要求你補稅，無任何處罰，也沒有任何附加的刑法。就是你去分期後，到行政執行署分期完後，你就照分期履行，履行稅捐完畢，完全不用負擔其他刑責，我的職權就是這樣，你已經都把稅還完了，我也不會再…譬如說緩起訴，你可以問律師，還有法治教育、且還有罰公益捐，都不用，你就是去繳完，我就是這樣承諾」（中略）「我不知道我還會不會在這個位子，我還是一樣給你做同樣的處分嘛，以完納稅捐為前提，甚至於你三年了已經一億，繳了六千多萬，我就不信後手的檢察官會把你起訴」。

結果，當他聽信了檢察官的「保證」之後，都照著檢察官的指示去做，卻也是他人生夢魘的開始。

檢察官「使詐」騙來的不實筆錄，以及搜索得到的日報表，拿來查辦逃漏稅，即使國稅局官員告訴檢察官，這樣的證據是行不通的，這只能用「同業利潤」查核，檢方堅持不理國稅局官員的專業以及自己曾經作出的承認，還是將吳姓商人起訴逃漏稅。

從民國100年開始，八年多的歲月，吳姓商人的「欠稅官司」就像魔咒般，緊緊的綁住他的生命與企業，一條由檢察官發動「公權力」打造，難以掙扎擺脫的「鎖鍊」，籠罩在他的週遭時空，每個月、每一季，他都有「官司」必須要去出庭，不是打「逃漏稅」的刑事官司，就是要打「補稅、罰稅」的行政訴訟官司，出入法庭的時間和次數，比他經營企業出入工廠的時間和次數，還要多，還要頻繁。

而讓他認為「最沒天理」，也是讓他最痛苦的地方，還不是打官司本身的「痛苦」，而是當年他在檢方被騙的「不實筆錄」，每每被「其他」法官拿來作為「事實」認定。  

行政法院的法官就是認為，既然「筆錄」都有承認了，那就是可以當「證據」來採用了，所以，判定當然是要「罰稅」的、是要「補稅」的，這麼一罰一補，加起來就是六千多萬元。

被告吳姓商人的最後陳述，除了「希望」法院能夠有「天理」之外，他也希望法官能判他「緩刑」。

事實上，他的案子已經打到「更審」了，「每個審級」的刑庭法官都很同情他的「遭遇」，也都給予了「緩刑」。

更讓人詫異的是，檢察官「明知」當年是用「詐術」取得筆錄，但一知道被告獲判「緩刑」，竟然一再上訴。

理由是，破壞國家稅制，為害國家甚鉅。

其實，當事人只是「不懂」稅法的中小企業，根本無法也沒有能力破壞稅制；當事人如果懂得稅法，創業之初，採用「加盟」不採「分店」，則不但官司不用打，連補稅都可以省了，遑論罰稅。

看看上面的「三則」真實案例，不論「死者」、「長官」、「被告」，面對檢察官「說話不算數」，還真的一點辦法也沒有。

只能祈求法官們，早日認清檢方違反「禁反言」的嚴重性，好好加以抑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