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／黃錦嵐
筆者在本報１８７期評述花蓮高分院張健河審判長、林信旭法官浮濫套用日本證據法則的離譜誤判之後，林信旭近半年來稍有收歛但仍不改參考日本國法制的積習。無獨有偶，據最高法院庭長吳燦今年３月１６日審判陳德明販毒案的指摘發回要旨，「挾外自重」卻「邯鄲學步」的法官不止林信旭一人，台中高分院法官趙春碧（其審判長是胡忠文）亦是同道中人，所別的是，趙春碧胡亂套用的是歐洲人權法院及英國法院的判決要旨。
法院組織法第９９條明定，訴訟文書應用我國文字，只有在「有參考必要」情況下，才得以「附記」方式，援引他國法制、論著學說或裁判意見強化論證，可是，不知為何，竟然還有二審資深法官明知故犯，接連在「顯無必要」情況下，浮濫套用日本國法制、論著學說及裁判意見，甚至罔顧國情法制不同，胡亂套用英國法院、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決要旨？這種浮濫（或胡亂）套用，甚至反客為主的違法審判弊端，目前尚屬星火，並未燎原，司法院若再不「促請注意」遏止，監察院恐怕就會「調查糾彈」了。
陳德明是台中市區的「神仙水」小藥頭，警方逮捕搜索時，查扣２２４瓶「神仙水」，經鑑驗２１瓶發現內含純度未達１％的微量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，陳德明辯稱不知「神仙水」含有甲基安非他命成份，但檢察官仍依販賣二級毒品罪嫌起訴，台中地院依販賣二及毒品未遂罪論處３年１０月有期徒刑，台中高分院審判長胡忠文（受命法官趙春碧）去年６月駁回陳德明的上訴，維持一審判決。
本案之可議，首先是檢察官怠於舉證責任。「神仙水」並非自動化量產品，其成分複雜且不一，未經鑑驗成分前，不能逕以推測或以偏概全方式，認定每一瓶「神仙水」均含有二級毒品；另外，被告是否知悉「神仙水」內含成甲基安非他命成份，舉證責任在檢察官，不在被告；還有，被告的主觀認知與毒品數量多寡，攸關罪名與量刑，依法應詳查審認。
可是，檢察官僅以抽驗２１瓶即認定所查扣的２２４瓶「神仙水」均含甲基安非他命成份，誠屬怠惰率斷；另外，針對被告知悉「神仙水」內含成甲基安非他命成份部分，檢察官也未善盡舉證責任。
本案檢察官起訴含糊籠統、怠於舉證責任，這正是法務部長邱太三正在推動的檢察改革─「提高起訴門檻，消弭濫訴弊病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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